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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恐俄症”:从历史心理到政治心理

  :“恐俄症”是长期存在于西方社会的历史现象和心理状态,受到宗教、文化、政治、历史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并且不断发展变化。在中世纪,欧洲“恐俄症”的核心问题是宗教分歧。近代以来,西方以文明作为标尺来审视专制主义制度下的俄罗斯。19世纪以来,随着俄罗斯帝国的强大,西方的“恐俄症”越来越呈现出强烈的政治色彩,逐渐由宗教问题、文化问题演变为政治问题。“恐俄症”既是欧洲自我认同的一把量尺,也是俄国人审视自己的一面镜子。近年来,随着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趋于紧张,西方媒体对俄罗斯国家及民众的负面形象报道极为频繁,俄罗斯领导人以及政府官员也多次公开表示西方存在着“恐俄症”。“恐俄症”的存在显示了西方世界的对俄态度,它是俄罗斯与西方关系中的更深沉的影响因素。

  在2018年底俄罗斯总统年度记者会上,美国记者向普京发问:“在西方,许多政客、专家甚至普通民众都认为俄罗斯是一种威胁,甚至说您想统治世界。这是真的吗?”普京答道:“这是西方为解决阵营内部及国家内政问题而强加给舆论的一种刻板印象。……西方许多国家,特别是东欧国家,至今还流行恐俄症,这非常令人遗憾。”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多次对媒体表示,西方世界的“恐俄症”近年来不但没有减缓,反而在增强。事实上,他们口中所言的“恐俄症”在西方已存在了近千年,这既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俄罗斯与西方政治博弈及文明冲突的一个组成部分。

  “恐俄症”一词,在俄语中是“русофобия”,由俄国著名诗人费·伊·丘特切夫于1867年首次使用,最初指的是一部分俄国人的反俄心理,后广泛用于欧洲国家对俄国的敌对情绪。该词由两部分构成:рус自然是指俄罗斯,фобия来源于希腊语,是“恐惧”之意,因此合在一起就表示“对俄罗斯的恐惧/害怕”。这是一种对俄态度,表示某个国家或某个地区的恐俄、反俄情绪或仇俄心理。如今,该词的主体已扩展到地缘政治意义上的“西方”。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命题,因为西方各国对俄罗斯的具体态度并不完全相同,有的只是恐俄和反俄,有的则是厌俄甚至是仇俄,而且他们对待俄罗斯的态度也并非一成不变。这个问题几乎一直困扰着俄罗斯。这种持久而复杂的情绪在历史中受到宗教、政治、文化等众多因素的影响而不断变化,成为西方主要意识形态潮流中的重要元素,也是欧洲人自我认同的量尺和俄国人审视自己的一面镜子。综合考虑历史渊源、地缘政治的变化和欧洲各国态度的差异等因素,我们暂且将其译为“恐俄症”。

  欧洲的恐俄情绪在16世纪就明显存在了。当时立陶宛和波兰王国的一些政治活动家、历史学家以及天主教耶稣会会员都曾积极地进行过反对俄国的宣传。与俄罗斯人之间的土地争夺是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土地争夺不仅是国与国之间的斗争,同时也是天主教与东正教之间的斗争。波兰国王和立陶宛大公西吉斯蒙德一世(1467~1548)曾在多位西方君主面前大肆宣传:“来自莫斯科的俄罗斯人不是基督教教徒,而是野蛮的残暴之徒,他们是属于亚洲的,他们早已与突厥人和鞑靼人商定好要摧毁基督教世界。”对西欧来说,16世纪的俄罗斯是一个被“发现”和“开启”的国度,西欧人怀着好奇之心和恐惧之情去了解、认识其风土人情。在那些到过俄国的外国人的笔记里常常会发现不少对这个国家及其人民的负面评价。然而,这些否定性的评价还是零零散散的,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也没有形成规模。

  真正成为体系的“恐俄症”出现在19世纪上半叶,这一时期欧洲国家的“恐俄症”逐渐凝结在对俄政策中。首先是法国。众所周知,1812年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出动了64万大军入侵俄国,企图攻占莫斯科,迫使俄国降服,但在进入莫斯科之后却被严寒逼走。在俄法战争中获益的英国随后成为“恐俄症”的主要患者,它在殖民扩张和欧洲霸权争夺中视俄国为竞争对手,这种情绪愈演愈烈,到克里米亚战争时期,英国的“恐俄症”达到顶点。苏联外交学家、政治和社会活动家В.М.法林曾说:“‘恐俄症’是19世纪历史的核心问题,那段时间俄国与西方世界之间的交往大部分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俄罗斯学术界,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上升到国家政策和社会舆论传播级别的“恐俄症”明确始于19世纪中叶,直接原因在于,当时的俄罗斯帝国在取得了一系列军事成功之后国际地位升高,与欧洲传统强国之间展开了利益竞争,且在国内实行对自由主义的压制和反动政策,因此这些欧洲强国将其视为对自身的威胁。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西欧国家怀着复杂的心情与这位“欧洲宪兵”展开了明争暗斗。

  进入20世纪之后,俄国历史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革命的成功和新政权的出现使欧洲的“恐俄症”有增无减。此时的德国人沉浸在自己的文化优越感中,将“德意志特色”思想和“俄国威胁论”大加鼓吹,催生了后来的扩张主义政策。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恐俄症”等同于反布尔什维克主义,成为纯粹的意识形态。尽管苏联对二战的贡献令西方“恐俄症”暂时偃旗息鼓,但“冷战”的爆发却令其重新活跃起来。“冷战”结束后,随着北约东扩、欧盟东扩、独联体地区动荡、乌克兰危机等矛盾冲突的相继出现,俄罗斯屡次陷入孤立主义的漩涡,不断发展的西方“恐俄症”也逐渐演变成与普京主义作斗争的复杂命题。

  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偏见、怀疑、不友好和敌对态度时不时从大众意识之中表现出来。俄罗斯对数百年来在西方社会舆论和政治文化中形成的这种扭曲观念,也并非无动于衷。自19世纪中期俄罗斯民族意识逐渐清晰以来,众多俄国思想家及政论家针对这种“历史性存在”作出过思考和回应,他们在“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较量和碰撞之中辨识西方,也认识俄罗斯。正如俄罗斯国际问题学者А.科热米亚科夫所说,“无论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陷入何种危机状态,所有这一切都绝不应该妨碍我们之间的互动”。20世纪70年代末,苏联科学院И.Р.沙法列维奇院士的著作《恐俄症》曾在境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被译成多种语言出版。时至今日,无论是西方还是俄罗斯,对这一话题的热衷程度依然不减当年。2016年,瑞士著名记者、政治活动家吉·梅坦在俄罗斯出版了一本解读西方“恐俄症”的著作。该书的问世引起不小的轰动,也再次将俄罗斯与西方的话题推到了舆论之巅。

  “欧洲”作为一个统一和完整的概念经历了逐渐成熟和成型的漫长过程,关于欧洲的文化和政治界限问题一直受到激烈争论,而对欧洲同一性的认识则是一段充满血与剑的历史。查理曼大帝(公元742~814)的统治令位于地中海北部的“欧洲”获得了新的政治意义,他在整个统治期间一直坚持与罗马教皇保持密切的政治联盟。没有这种保卫基督教世界的使命感,也不会有后来的神圣罗马帝国。于是“欧洲”渐渐成了“基督教”的代名词,后者使其在政治精神层面上可以与拜占庭帝国相提并论。到了中世纪晚期,统一的帝国已失去吸引力,各民族纷纷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但是每当有外部威胁到来,统一的“欧洲家族”之感就会神奇般地复活起来。其余波甚至延续到19世纪末期德皇威廉二世(1859~1941),这位鼓吹“黄祸论”的末代皇帝曾冠冕堂皇地说道:“欧洲各民族联合起来,保卫你们的信仰和家园!”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在19世纪到来之前已经出现了“欧洲自我意识”的概念,这种概念在与其他非欧洲地区(如美洲、亚洲、非洲)发生联系时就会明显表现出来,而这种表现也发生在谈论到“他者”——俄罗斯和俄罗斯人的时候。

  “向往欧洲几乎是俄罗斯政治精英的本能选择”,无论是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亚历山大二世,还是十二月党人、西方派、布尔什维克党人,其政治理念或文化思想中无一不闪烁着“欧洲”的印迹。俄罗斯欧化改革的创始人彼得大帝打开了“通往欧洲的窗户”,启蒙了愚钝的俄国人,并用自己的方式在这个国度培养和推广了一种观念——要与那些欧洲国家保持社会文化和文明上的统一,要像一个完整的家庭那样不仅仅是在地理位置上相同,也要具有共同或相近的历史根源,要具备某些共同的文化文明价值观,特别是在跟非欧洲世界接触时能明显感觉到一种共性和一致。

  然而,俄国的欧化却引起了西方邻居的不安,他们小心翼翼地观察着这个东方邻国,对其众说纷纭。奥地利历史学家А.卡佩勒曾说:“欧洲存在过并存在着不止一种对俄国的看法,而且有很多看法是相互对立的。”在这些不同的看法中有一些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被关注且在社会意识中占主要地位的,而其他一些则是比较边缘的,而且俄国在欧洲的多种形象的排列次序也几经改变。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对俄国与俄国人的各种观点和看法都是在寻求对同一个问题的解答过程中形成的,这个问题早在几百年前就进入欧洲人的视野,并且在最近的二百年里被众多欧洲、俄罗斯甚至是美国的思想家积极地讨论过,这就是欧洲的俄罗斯认同。“五百多年来确定欧洲的一个关键问题一直集中在包括还是排除俄罗斯。”这个国家到底属不属于欧洲?如果不属于,那该如何看待它?如果属于,是在多大程度上属于,到底是欧洲家族里完全合格的成员之一,还是以“可怜亲戚”的身份寄人篱下?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不管对俄罗斯还是对欧洲来说,都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因为对“他者”的认同本身就是主体自我认同的一个方面和前提条件,也是自我认同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众多研究表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形势下并不一样,更何况认同感的实现要基于不同的标准,而欧洲的边界和大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也不止一次地发生过变化。在15~16世纪,欧洲国家最重要的标志是对基督教的笃信。后来随着历史的变迁,其他一些标准备受关注并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文明程度、文化发展水平、政治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还有军事力量、社会状况等。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期,这些标准中又增加了国家对民主的忠实程度和对人权的尊重态度等。因此,欧洲人对俄罗斯的认识既是复杂多样的,也是动态发展的,这一方面取决于西方所发生的变迁,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俄罗斯自身所发生的重要改变。

  “欧洲”这个概念最早的标签就是“基督教世界”,而且前者取代后者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世纪以前,欧洲人的自我认知观念基本停留在宗教层面上。自从11世纪中叶基督教会大分裂之后,欧洲被无形地划分为两个部分:信仰罗马天主教的西欧被等同于“西方”,而信仰希腊正教的东欧地区则被视为“东方”。于是,植根于拜占庭文化的俄罗斯由于地理位置和宗教信仰也被划入“东方”界内,并且被西方视为宗教叛徒。因此,“恐俄症”的早期基础就是对东方基督教的仇恨。

  事实上,从7世纪起,西方(天主教)教会和东方(希腊正教)教会之间就已经出现了分裂的开端。1054年罗马教皇利奥九世和君士坦丁堡牧首色路拉里乌斯彼此将对方革出教门——这成为正式的分裂。在信仰重于理性的中世纪,这表明两个基督教会之间彻底划定了精神分界线,信仰东正教的斯拉夫人也被宣布为异教徒。于是“从11世纪起,东正教成为引发对俄国仇恨的主要因素之一”。

  1204年,反对拜占庭帝国的十字军东征开始了。这次所谓的信仰之战最终以残忍屠城和骇人暴行而终。一位天主教神父撰写的编年史中对此有所描述:“最后,骑士和士兵开始发泄拉丁世界对希腊人的传统仇恨。抢劫、谋杀和强奸席卷了整个城市。拜占庭城内近千年以来积累的艺术珍品丧失殆尽。图书馆被彻底烧毁,宝石从教堂的圣物上被敲下,金银被熔化成锭,大理石被打破。”作为东正教分教区的罗斯派出了维京战士组成的瓦兰人卫队,他们骁勇作战,协助拜占庭军队勇猛出击,曾令十字军骑士手足无措。这些为了信仰和名誉而战的瓦兰人佣兵没有一个投降,全部浴血奋战至最后一兵一卒。受这次十字军入侵的影响,当时拜占庭的许多东正教僧侣不得不逃往俄罗斯。现在似乎很难理解当时西欧人对拜占庭的仇恨程度。西方教科书《世界历史》对这一史实的解释是:“拉丁世界在看到希腊人的财富时会经历钦佩、嫉妒、沮丧和仇恨。这种自卑情结在1204年得到满足,激化了其对拜占庭的侵略性。”

  历史在三十年之后重复上演。教皇格里高利九世(1227~1241)也是十字军远征的疯狂信徒。他在1232年的训谕中呼吁利沃尼亚的宝剑骑士团前往芬兰“以保护基督教信仰,防止非信徒斯拉夫人”。五年后,宝剑骑士团并入条顿骑士团,这位教皇又一次呼吁他们东征。爱沙尼亚的丹麦十字军、条顿人和瑞典骑士都参加了这场行动。天主教波兰作为西欧的前哨,与俄罗斯战斗了几个世纪。瑞典人、丹麦人和条顿人入侵俄罗斯西北部,到达普斯科夫和诺夫哥罗德。罗斯人浴血奋战,在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率领下屡次将入侵者赶出自己的领土。在中世纪,宗教是文明的主要特征,这些针对东正教斯拉夫人的战争都被视为文明战争。

  蒙古人入侵俄罗斯之后,西方对东正教的敌意和对俄罗斯人“亚洲化”的看法愈演愈烈。俄罗斯人成为“门槛上的野蛮人”,一个位于东部和难以理解的民族。蒙古桎梏的解放和俄罗斯的独立加剧了西方的俄罗斯恐惧症,因为一个巨大的国家突然出现在东方。在欧洲,一种西方东部边界的感觉开始出现,在这个边界之外有一个神秘的异国,“恐俄症”开始成为一个神线世纪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第一次战争为欧洲人的意识里植入了生发“恐俄症”的强大力量。这场战争最终标志着西方人的欧洲东部界限彻底形成——欧洲人被阻止在纳尔瓦河和普斯科夫湖之外。受旧约的影响,欧洲人将利沃尼亚的救赎比作以色列对法老的拯救,有人认为俄罗斯人是圣经中的传奇民族摩梭人,其入侵与世界末日的预言有关。于是,利沃尼亚被宣布为文明的“东部堡垒”,立陶宛、波兰、丹麦和瑞典,来自周边国家的许多雇佣兵与利沃尼亚骑士团结盟而战。欧洲人笃信俄罗斯人是来自东方的恶魔力量,宣称俄罗斯在利沃尼亚战争中的目标是“最终破坏和毁灭整个基督教世界”。因此,欧洲向俄罗斯发出了“圣战”的口号。在这个阶段,患有“恐俄症”的欧洲思想家已经意识到新兴俄罗斯帝国的欧亚特征。

  随着三十年战争的结束、启蒙运动的兴起和教会神学的没落,基督教在西方思想界中的主导地位逐渐丧失,新的国家概念和政治体系在欧洲逐渐形成。到了18世纪,欧洲的政治版图被改写。利沃尼亚被俄国征服,波兰被瓜分并成为俄国领土,瑞典被赶到了欧洲的边缘地带。基督教会历史上划分出来的界限消失了,俄罗斯在广阔的疆域上与西欧直接接触。然而,存在了几个世纪的宗教分歧并未从欧洲人的头脑中彻底消失,欧洲人骨子里还暗藏着一种观念,那就是“欧洲只是作为罗马天主教的欧洲时才会表现出比较强盛且持久的文化统一”。

  俄国不是欧洲——这可能是最深入欧洲人意识中的一种对俄国的看法。关于这种观点的形成有多种理解,有人说是因为俄国的宗教情况不太好;有人说是俄国还未开化,俄国人文化层次低,社会制度不发达,民族构成与欧洲不同;还有人断言,俄国在所有方面都与欧洲有本质区别。简言之,在欧洲人的意识里,俄国不仅不是欧洲国家,反而是一个尚未完成从野蛮向文明过渡的半野蛮国家。16世纪末丹麦外交家Я.乌尔费利茨就表达过对俄国的印象:“他们的神父没有受过教育,除了俄语,不懂其他任何一种语言,那里几乎没有什么学者。” 17世纪德国旅行家和地理学家А.奥利厄斯带着与波斯建立贸易关系的使命抵达莫斯科,并沿伏尔加河南下前往波斯,他在自己的游记中对俄罗斯人的描述是:“观察俄罗斯人的精神、道德和生活方式,你肯定会将他们列为野蛮人。”他谴责俄罗斯人缺乏礼貌,还警告未来的投资者说俄罗斯人“只适合奴隶制”,应该迫使他们“与鞭子合作”。法国讽刺作家拉伯雷认为,“俄国人不是基督教信徒,而与印度人、波斯人和野蛮人属于同类”。此外,欧洲还有不少人有过类似论述,他们的言谈之中或多或少地透露出对俄国和俄国人的蔑视和厌恶。

  在17世纪末,第一位指出俄国扮演着特殊历史角色的名人是德国大哲学家莱布尼茨。莱布尼茨对彼得大帝一系列以欧洲模式为基础进行的现代化改革作出了正面评价,并率先提出,俄国可能成为两大世界性文明——欧洲文明和中国文明——之间的桥梁。尽管莱布尼茨也重弹俄国和野蛮的老调,但他认为,专制君主在理性驱动下实行的“开明活动能够帮助俄国克服现有的落后性,而开明统治者的活动不仅能够建设一个在社会和政治方面不逊于西方的国家,甚至还可能超越那些被绝对君主制和中世纪陈旧传统羁绊的西方国家”。

  尽管俄国的形象因莱布尼茨、伏尔泰和早期狄德罗的影响而得以优化,但随着法国大革命的临近和孟德斯鸠、卢梭、晚期狄德罗等人的思想问世,法国成为这一时期丑化俄国形象的主力国家。孟德斯鸠是反俄的典型代表,他认为俄国是专制制度的极致体现,即使其统治者们有善意也不能将这种制度弱化;他还提出了俄国缺乏第三等级(中产阶级)的观点,直到今天还大有市场。卢梭将俄国作为一个失败的历史范例,“批评俄国和彼得大帝改革是从外部植入的,是非自然的,是与俄国人民和俄罗斯灵魂的本质相矛盾的”。用卢梭的话说:“俄国人永远不会成为真正文明的民族……彼得一世拥有天才般的模仿能力,但他并不具备那种可以从一无所有到创造出一切的真正才能。他所做的事情中某些是好的,但大多数都是不合适的。他知道自己的臣民还未开化,但却完全不明白自己还未准备好公民社会的宪章。他想马上启蒙和教化自己的臣民,但却忘了同时还应当教会他们习惯这个过程中的困难。他想先从学习如何做德国人、英国人开始,但却忘了应当首先学会如何做俄国人。”在“文明的西方人”眼中,即便是俄罗斯人的优点也是可耻的,因为他们与文明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狄德罗曾这样解释俄罗斯士兵的勇敢:奴隶制和迷信激发了他对生命和对死亡的蔑视。

  拿破仑的野心无意中导致了欧洲对俄罗斯的短暂好感。1812年俄法战争后,整个欧洲疯狂地爱上了俄罗斯,并宣称它是人类的理想代表。毕竟,俄罗斯从暴君波拿巴那里拯救了欧洲,并赐予了波兰宪法。可是此后不久,“恐俄症”就从根本上变得不同了。在欧洲人们开始传说俄罗斯计划建立一个世界性的君主制国家,其国王会比拿破仑更危险;他们想起拿破仑远征俄罗斯之前说过的话,在他之后“欧洲将成为共和国人或哥萨克人”。于是,对这个东方大国的恐惧感逐渐增强。法国著名史学家基佐在其名著《欧洲文明史》中竟然只字未提俄国。在俄国被认为是欧洲的主导性力量的那个时代,对俄国的无视恰恰证明了他的恐俄心理和仇俄情绪。

  让俄国形象彻底丑化的还属法国作家、旅行家德·屈斯蒂纳侯爵的游记《1839年的俄罗斯》。该书于1843年在巴黎出版,第一版立即售罄。直到1855年,这本书在法国再版了3次。该书问世后,法国的“恐俄症”达到了高峰。作者在书中记录了自己在俄罗斯旅行中的观察和反思,他用极其阴暗的色调描绘了这个国家。他对俄国贵族模仿欧洲人的生活方式嗤之以鼻,鄙视俄国百姓的奴性及其服从沙皇的做法。他认为,俄国是一个接近原始社会的国家,俄国人不爱欧洲文化,只是在模仿它,以便强大起来去攻占别的地区,这是俄国人有强烈野心的表现。“我不想因俄国人的所作所为而去责备他们,但我要谴责他们企图变成我们这个样子的野心。他们根本还没有开化。假如他们从未像猴子那样去模仿其他民族,也从未像猴子那样嘲笑被模仿的人们,那么他们还有希望成为那些民族。而现在却只能认为,这些人对于原始状态来说是被遗忘的,可是对文明状态来说却又是不适应的”。在屈斯蒂纳看来,俄国是一个阴暗而可怕的地方。他在书中写道:“这个叫俄国的地方是一个监狱,在这里生活无法平静,无法休息,也不能感受到其他欧洲国家无关统治形式而给予臣民们的那种自由。当你们的孩子抱怨生活在法国不好的时候,你们可以用我的办法告诉他们:‘那就去俄国吧’……在这里,暴君和奴隶之间、狂人和野兽之间没有什么区别。”非常明显,在屈斯蒂纳的文字中充满了对俄国的恐惧和厌恶。遗憾的是,他仅从社会政治制度的视角审视了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的俄国,只发现了沙皇反动政策下的丑陋俄国,而对这一时期蓬勃发展的俄罗斯文学、文化、艺术等其他一切都视而不见。屈斯蒂纳的书在西方被精心研究、评论,多次再版,甚至一个多世纪之后,该书在欧洲和美国仍然被认为是“恐俄症”的最出色文献。该书展现出一个西方人的反俄偏见,书中有很多关于宫廷、贵族、机要信使和风俗习惯的笑话,足以让读者对俄国的生活得出消极看法。这本著作“成为恐俄人士的万能《圣经》,是恐俄人士用作证据的不竭源泉和插图库”。

  在19世纪中叶的欧洲,“恐俄症”成为许多国家民主思想的一个标志,具有了仇视专制主义和拯救被奴役人民的属性。这种信念由波兰移民传播,并得到法国沙文主义者和反封建复仇主义者的大力支持,随之逐渐渗透到欧洲其他国家。马克思曾在1856~1857年写出如下文字:“莫斯科公国是在蒙古奴役这所恐怖而卑贱的学校中养育和成长起来的。它只是由于成为一个奴性艺术的大师才积聚起力量的。甚至在获得解放之后,莫斯科公国还在继续扮演着它那奴才兼作主子的传统角色。彼得大帝终于把蒙古奴才的政治手腕和蒙古主子继承成吉思汗征服世界遗志的狂妄野心结合在一起。”“如果说,主要借助于鞑靼诸汗以进行蚕食活动的莫斯科公国的沙皇们不得不使莫斯科公国鞑靼化,那么,决心借助于西方以进行活动的彼得大帝则不得不使俄国文明化。”法国历史学家A.贝桑松说:“由于怀疑俄罗斯国家体系的合法性,欧洲人突然意识到俄罗斯属于不同的文明。在欧洲,几乎所有地方的自由主义观点都取得了胜利,1830年的革命正在法国完成,选举制度的改革正在英国进行,而此时的俄罗斯正以最无情的方式粉碎波兰的起义。与18世纪相比,欧洲人对俄罗斯的态度正在坚决改变。屈斯蒂纳等人用最黑暗的色彩描绘俄罗斯。基佐认为历史是通过创造和加强中产阶级以建立宪法自由——这个过程的名称是文明,而俄罗斯这个国家对文明进程是陌生的。”俄罗斯作为“门槛上的野蛮人”的形象再次被强化。甚至有一些作者声称对欧洲来说俄罗斯人比土耳其人更糟糕。少数俄国精英也看清了这一点,正如丹尼列夫斯基所说:“欧洲并不把我们当作自己人,它把俄国和斯拉夫民族看作异己……一种无意识的感觉和历史的本能令欧洲不喜欢俄国……无论在哪一个领域,欧洲对俄国都持有一种不友好的态度……一种不信任、幸灾乐祸、蔑视或仇恨。”

  由此可见,从19世纪中期开始,西欧文明的思想占据上风,在这个构想中已经没有俄国的容身之地了。纵观18世纪至20世纪初欧洲人意识中的各种俄罗斯形象,不得不说,无论欧洲人如何接受俄罗斯,他们一直从未将其视为自己人,也从未将其看成是欧洲的有机组成部分。斯宾格勒在《普鲁士思想和社会主义》一文中写道:“我至今对俄国避而不谈是有意而为,因为这里的问题不是两个民族之间的差异,而是两个世界之间的差异。……必须要用最坚决的方式强调俄罗斯精神与西方精神之间的差别。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之间无论有多么深刻的精神对立、宗教差异和政治经济矛盾,只要是面对俄罗斯,他们立即会密切联合成一个统一的世界……真正的俄罗斯人跟我们骨子里是格格不入的。”历史证明,在对待俄罗斯的态度上,欧洲永远不会接受俄罗斯,因为俄罗斯是欧洲文明的竞争对手。西方和俄罗斯之间关系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欧洲企图改造俄罗斯的“野蛮”性质或从文明进程中“消灭”它的历史。

  自19世纪以来,西方的“恐俄症”越来越呈现出强烈的政治色彩。从这个角度来说,它逐渐从一个宗教问题和文化问题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随着俄罗斯帝国的出现和崛起,没有任何一个西欧国家可以忽略对这只俄国巨熊的关注,也不得不在利益纷争中与它交往和较量。于是,不知从何时开始,西方每一次恐俄情绪的上升或激化都与某个政治事件有着密切联系,要么是因它而起,要么是借助于它凸显出来,比如七年战争、瓜分波兰、俄法战争、克里米亚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柏林墙事件、俄格冲突、乌克兰危机等。毋庸置疑,这种强烈的政治色彩在20世纪下半叶的冷战时期达到了顶峰。

  英国的“恐俄症”是在1815年推翻拿破仑之后产生的。它既没有宗教基础,也没有哲学基础,它的唯一目标就是与俄国展开地缘政治较量。在这种“恐俄症”的影响下,对俄国专制制度的任何指责都用作反对俄国沙皇的宣传。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英国处在领土扩张和国力鼎盛时期。随着东方问题日渐尖锐,英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紧张。波兰始终是英国大陆政策中的一张王牌,是对俄施压的杠杆,自从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被瓜分之后,波兰始终如一地寄希望于英国的支持。“不管俄国在欧洲的势力如何增长,在占领波兰之前,它实质上仍然像土耳其一样是一个欧洲之外的大国”,所以英国最不希望俄国控制波兰并在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站稳脚跟。而在近东地区的利益争夺是围绕奥斯曼土耳其展开的。“君士坦丁堡是架设在东西方之间的一道金桥,不通过这道桥,西方文明就不能像太阳一样绕过世界;而不同俄国进行斗争,它就不能通过这道桥。”1853年英、法两国联合发动了针对俄国的克里米亚战争。这次战争的结果是俄国惨败,这一方面成为英、法两国军事实力的展示,另一方面也成为他们得以炫耀的筹码。克里米亚战争的失利迫使俄国不得不转向东方。然而,沙皇专制制度的腐朽与黑暗使之终究走向衰亡。

  十月革命事实上使俄国脱离了欧洲,并最终使二者在政治和文明上形成对抗,变成了两个世界和两种制度。在西方人的眼中,布尔什维克掌权下的俄国不仅是战争的源头,还是一种社会威胁,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致命挑战。根据英国小说家乔治·威尔斯的采访报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的苏联是一个已陷入“黑幕”(经济崩溃和贫困)并持续受困于此的国家。这种困境同样令欧洲警觉。当看清布尔什维克在短期之内重建俄国,并不惜一切代价将国家向前推进之后,局势发生了改变。欧洲终于承认苏联是政治舞台上的合法玩家,但这一身份对于欧洲国家来讲依旧如往日一样异类和危险。1942年丘吉尔虽然与苏联缔结了反法西斯同盟,但依然没有为俄罗斯人摘掉“野蛮”的帽子:“我的所有思想都主要面向作为现代国家和文明之祖先的欧洲。如果俄罗斯人的野蛮行为摧毁了古代欧洲国家的文化和独立,就会发生可怕的灾难。现在很难谈论它,但我相信,在欧洲委员会的领导下,欧洲国家大家庭将能够作为一个整体行事。”

  德国的“恐俄症”直到19世纪末才出现,相对其他国家来说晚得多。在1870年德国统一之前,许多日耳曼王朝显贵都与俄国的罗曼诺夫家族保持着姻亲关系,早期德国与沙皇俄国的关系堪称友好。直到1904年俄日战争中俄国战败以及1905年革命爆发之后,沙俄帝国表现出的软弱无能及其对波罗的海国家的俄罗斯化政策成为德国介入的最好借口,于是德国国内的“俄国威胁论”和恐俄情绪开始蓬勃发展起来。德国“恐俄症”发端于德国人对文化、民族和民族国家的特殊观念,它是在“德国大哲学家康德、浪漫主义天才莱辛、赫尔德、费希特以及理想主义者黑格尔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正是这些哲学家成为‘德意志特色’思想的奠基人”。20世纪初期,德国记者广泛报道俄国政权腐败、政府工作效率低下、威权主义严重,以及俄国农村赤贫、经济落后、文化水平低等题材的文章。也有一些德国史学家和政论家积极宣传“俄国威胁论”。而当俄国走上道路之后,德国的“恐俄症”同样演变成反布尔什维克主义。事实上,此时的俄罗斯恐惧症已经失去了国家边界,成为了一种纯粹的抽象意识形态,在各个欧洲国家之间蔓延。而对法西斯主义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推行扩张主义政策的绝佳借口。众所周知,纳粹德国提出“生存空间”思想用于反斯拉夫的种族主义,将俄罗斯人认为是文明血统最少的民族,并依据德国人类学家沃尔夫冈·阿贝尔的理论制定了一项“逐步消灭俄罗斯种族”的计划。纳粹分子成为20世纪德国“恐俄症”的代言人,纳粹德国与苏联之间展开了全面对抗。然而,苏联红军视死如归的英勇斗争精神、苏联人民经受千难万苦的不屈毅力,以及苏联在反法西斯同盟中的重大贡献令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刮目相看,也引发了西方对苏联人民的同情和尊重。二战结束后,德国的“恐俄症”被迫暂时隐没。但这如同历史重现,也只是一次短暂的回暖。随着冷战的形成、两大阵营的对立和斗争的加剧,俄国之前的负面形象在欧洲重又复活,并且被加以强化。

  冷战开始之后,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成为西方世界的主导。欧洲与俄罗斯之间出现了美国因素,俄欧关系中的许多方面都与美国的影响有关,欧洲针对俄罗斯的许多重大决策也都有美国的痕迹。事实上,在一战之后美国国内就产生了对俄国新生政权的“红色恐惧”,当时的美国媒体将布尔什维克的“武力统治”和国内政策作为强烈抨击的对象,认为布尔什维克政权否定政治民主、否定私人财产权,最终会毁灭人类文明。为了避免美国出现类似的“红色革命”,威尔逊政府曾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打击赤色分子的“红色恐惧”浪潮。“这场红色恐惧没有持续多久,随着欧洲的红色政权接连被下去和美国国内罢工运动的相继失败,到1920年底便逐渐退却了,连1921年上任的哈定总统都承认,对布尔什维克的影响过分夸大了。但这场短暂的恐赤浪潮形成了巨大的历史惯性,奠定了美国社会的基调。”二战期间,美国和苏联尽管曾经结盟共同反对德日法西斯,但在漫长的美苏关系史上那只是一段微不足道的插曲。麦金德的“世界岛”理论和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构想将美国的“恐俄症”推向了巅峰,俄国成为美国最危险、最需遏制的敌人。为了孤立苏联,抵制“红色威胁”,美国与欧洲国家一个接一个地签订军事和经济合作条约,美苏走向了两大阵营的对抗。“”“压迫”“专政”“独裁者”等名词是那段时期苏联在西方眼中的标签,而美国人则在捍卫民主、自由、人权的呼声中坚定不渝地打压苏联。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理念将分裂或肢解俄罗斯作为美国政府长期致力的目标。

  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使西方人对新俄罗斯国家的形象产生了不同的认识。独立之初的俄罗斯声明要向欧洲和美国学习,借鉴西方的经验和社会政治经济模式,希望西方不要侵犯自己的领土主权和独立性,而是给予无私的帮助。而西方似乎也敞开怀抱欢迎俄罗斯加入文明大家庭,希望俄罗斯成为忠实的追随国与合作伙伴。尽管在这一时期欧洲对俄罗斯有很多消极的评价,例如经济瓦解、国家机构工作低效、犯罪率上升、腐败现象严重、公民精神和身体状况衰退等,但对欧洲人来说,超级大国的威胁终于消失了,如今面对的是一个和苏联截然不同的新国家。令他们喜悦的是,新俄罗斯已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

  然而,俄罗斯对西方的期待过高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俄罗斯的态度不但没有扭转,反而在短暂的观望后持续地向更差的方向延伸。这让俄罗斯人不得不再次从迷雾中清醒,走向文化寻根和民族认同。俄社会精英重忆先辈的教诲:“精神的削弱只能通过提升和唤醒精神来治愈,需要让俄国社会的所有阶层都振作起来,变得积极起来,从而弥补那些由于模仿别人和盲目地崇敬别人而失去的东西”;“俄罗斯文明应当把自八世纪至今所积存的所有潜力释放出来,并使其具有现实意义,要用自己的内涵去补充所接受的西方文明”。诚然,大多数西方国家毫不否认现在的俄罗斯比过去的苏联要好,但他们意识到俄罗斯仍然是个政治大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仍然是自己的竞争对手,而俄罗斯在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经济领域的绝对优势又令西方不得不有所忌惮,只能选择保持和发展同它的联系。总的来说,从当今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媒体报道、政治活动家的发言、专家学者的评论以及普通公民的采访中可以看出,俄罗斯的负面形象比正面的多得多。关于俄罗斯社会落后、俄罗斯人不文明和在俄罗斯尚存令西方人反感的野蛮习俗等话题不断被提出。虽然现在的伦敦已经没有了吉卜林,巴黎也没有了屈斯蒂纳,但还是有很多专栏作家批判和揭露“不幸的”俄罗斯人。“他们对生活不满、作风不端、素质低下、粗鲁、恬不知耻、对自身贫穷和暴力政权的漠不关心令欧洲人感到震惊。令人愤怒的是,他们恭顺地忍受了之前所有的惨况,现在仍相信那些蒙蔽他们的谎言。他们容忍了那些不公正的事情,容忍了那些未被公开的谋杀事件。更糟糕的是,他们认为这些都是正常的事情。”类似的文字在西方报刊上并不少见。与此同时,尘封已久的俄罗斯是否归属欧洲的问题再次被赋予现实意义,成为欧洲安全体系论述的核心部分。这个问题频频出现在欧盟扩容和北约东扩等问题的辩论桌上,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全球化、多极世界等问题的热烈讨论中。也有不少西方反俄游说集团大肆传扬仇俄论,攻击俄罗斯的威权制度和“能源讹诈”,推动遏制俄罗斯的地缘政治行动计划。基于这种背景,美国与欧洲不断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同时“借助各种手段推动原苏联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和对俄‘离心倾向’”。特别是在俄格战争、乌克兰危机之后,西方媒体上的反俄舆论再掀高潮,对普京及俄罗斯政府的批评声音此起彼伏,将普京比作墨索里尼、皮诺切特甚至是希特勒。路透社观察员卢西安·金在2016年为“恐俄症”话题开设了一个专栏,用他的话说:“‘恐俄症’已成为所有反普京人士的流行用语。”而美国毫无疑问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担当了领头羊的角色。由于地缘政治原因,美国追求对全世界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优势,以及对自由市场经济和多元主义民主制的热衷。至于俄罗斯,它觊觎复兴世界大国的地位,拥有军事潜力和核潜力,在两个大陆的交汇处起主导作用,传播深厚、独特的民族文化,却拒绝承认美国的霸权地位,这必然会被美国视为敌人。尤其是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的反俄情绪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美国传统反俄势力与‘通俄门’事件在美国国内激起的反俄浪潮实现了合流,造成美国朝野上下出现‘逢俄必反’的局面。”

  2014年, BBC国际服务部(The BBC World Service)、“全球扫描”研究公司(Globe Scan)、国际政策评估项目(Program on International Policy Attitudes,PIPA)、美国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分校四家机构一起公布了一项全球调查的结果,内容是哪些国家以何种方式影响了2014年的世界状况。全世界共有24个国家的24 542人参加了此项调查,共评估了16个国家和欧盟在世界上的影响作用。根据调查结果,俄罗斯在16个国家中位列第13名,45%的受访者首次对俄罗斯表达了消极态度,只有31%的受访者对俄罗斯有好感。在进行调查的24个国家中,只有3个国家对俄罗斯的态度明显是积极的,其中还包括俄罗斯自己,而在剩余国家中,有8个对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影响持强烈否定态度,包括4个西欧国家——英国、法国、德国和西班牙,2个北美国家——美国和加拿大,以及以色列和澳大利亚。这些国家约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俄罗斯在世界上发挥的作用是负面的。

  2014年欧洲民众眼中的俄罗斯形象无疑受到了乌克兰危机的影响。可事实上在十年前这些监测机构就已经开始关注这项数据了。2004年,美国盖洛普公司曾进行过一项名为“人民的声音”的全球调查,内容是各国人民对世界主要国家(八国集团)的态度。调查的结果是,相对于八国集团其他成员来说,全球居民对俄罗斯和美国的批评声音最高。俄罗斯的受欢迎程度只有25%,在正面评价的得分上最低,只有31%。

  社会调查反映出来的问题是复杂、多面的,一两次调查结果并不能说明根本问题,但是几百年来历史的记载不能不引起深刻的思考。回顾历史,从中可以发现三点:

  第一,政治事件反映的都是大国之间的斗争,背后都是国家利益的争夺和地缘政治的较量。俄罗斯民族的“强国主义”思想和“大国”心理使其受到西方强国的敌视和忌惮。一位英国记者曾说过:“就其覆盖地球的领土面积而言,俄罗斯就已经是最令人畏惧的帝国了。”的确,沙皇俄国从默默无闻到迅速崛起无疑给其他欧洲强国带来了不少顾虑。在他们眼中,这个半亚洲式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与他们格格不入的外星人,但这颗最初在远方闪着微光的星星后来变成了一颗强大的行星,并闯入了他们所在的欧洲星系,而且随时都有可能主宰欧洲。在这种情绪的笼罩下,无论是俄罗斯国内的政治变动,还是它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都会刺激欧洲国家的神经,俄罗斯基本都被放在对立的一面上,有时是与某一个欧洲国家针锋相对,有时则是被整个西方世界所厌恶和仇恨。И.С.阿克萨科夫曾说:“欧洲早就形成了自己的东、西方划分理论:东方应当沦为西方的奴隶。俄国人不属于西方,而是东方,俄国是东方的主要力量,是东方之剑,因此整个历史运动、西方欧洲的所有力量都集中在反对俄国人的身上。无论我们怎么做,都得不到信任和尊重,我们在称呼和地位上都不会得到提升。在他们眼中,我们仍然是蛮夷之邦,根本算不上文明世界的遗产。”的确,过去是这样,现在亦是如此。“如果说传统的反西方主义更多的是从文明的意义上而言……那么当代反西方主义的意识形态色彩更加强烈,敌我观念相当浓厚。……不仅仅停留在思想层面,而是逐渐进入政策层面。”

  第二,欧洲国家的对俄态度各有差别,且并非固定不变,是随着利益纠葛和力量对比而发展变化的,比如法国、德国。当然,也有一些国家对俄罗斯的态度是永久不变的,比如波兰、英国。从2008年秋《消息报》刊登的一篇专题报道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文章写在俄格冲突发生之后,从欧盟成员国召开紧急峰会的事实入手,揭开了欧盟国家表面团结齐心实则各怀想法的现状,也分析了西方国家在俄格冲突刺激下表现出来的 “恐俄症”的不同程度。作者按照欧洲各国对俄的不同态度将当时的欧盟27个成员国分成了以下四组:第一组是俄罗斯最激烈的批评者,包括历史上就与俄罗斯有着诸多恩怨的波罗的海三国、波兰,还有英国和瑞典。第二组可以称为“温和批评者”,主要是东欧国家——捷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还有丹麦。第三组是“实用主义者”“中间派”“中立者”,指的是与俄罗斯关系发展顺利的西班牙和芬兰,还有出于各种原因不愿意参与对俄制裁队伍的国家,如荷兰、奥地利、葡萄牙等国。第四组是扮演“律师”形象替俄罗斯辩护的游说者,包括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为什么历史上曾屡次与俄罗斯针锋相对的法德被放在第四组?原因非常明显,国家利益使然。当时的法国因其特殊的“东方政策”需要跟俄罗斯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因此时任总统萨科齐借助欧盟轮值主席国之便替俄罗斯积极辩解。而德国由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也不想孤立俄罗斯或对其施加制裁,于是总理默克尔采取了传统的外交平衡法:一方面严厉批评克里姆林宫的军事行动;另一方面让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与之配合批评格鲁吉亚总统萨卡什维利。然而,针对法德的“示好”,俄罗斯政治家们如今并不会被麻痹。俄罗斯外交部军事政治研究中心专家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夫指出,现阶段俄罗斯舆论界有一种误区,即认为美国是坏的,欧洲是好的;英国追随美国,它也很糟糕,但德国和法国很好。他强烈反对这种看法:“事实上,德国和法国的‘恐俄症’水平并不低。看一下德国媒体:那里的反俄文字比美国少吗?!绝对不是。再看看与乌克兰的情况:这是欧盟扩张的结果,其中德国是主导国家,它想让乌克兰远离我们,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东方伙伴关系的概念,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与欧盟的联合概念——所有这些都是由德国发起的;德国已经砍掉了波罗的海,而且正在进行针对白俄罗斯和摩尔多瓦的行动。……‘恐俄症’在德国非常普遍,德国是我们的地缘政治对手。只是德国人惯于以狡猾的方式行事,他们常常做出一种假象似乎好像跟德国没有任何关系罢了。”由此可见,俄罗斯在欧洲各国眼中的形象并不完全一致,俄罗斯与欧洲各国的关系也是远近不一。

  第三,西方的“恐俄症”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统治者、政治家们的“恐俄症”,一个是普通人民大众的“恐俄症”。这两者之间其实是有联系的,前者往往会在某种政治目的的驱使下利用某些政治手段,比如媒体宣传,来掌控舆论和人民大众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操纵后者的反俄情绪。目前欧洲的很多国家都出现了这种情况。恐俄和反俄情绪在这些国家的政治精英中是一种普遍现象,特别是英国,还有法国、德国和一些东欧国家。媒体报道中经常出现对俄罗斯人的负面新闻,甚至有不少俄罗斯移民也感受到了当地人的不友好和歧视,俄罗斯形象似乎已经渗透到了整个社会。事实上,“恐俄症”的程度取决于政治目标。每当西方出于某种政治目的针对俄罗斯时,反俄情绪就会增强;当没有这种需要时,就会模糊。比如当戈尔巴乔夫向西方示好和靠拢时就没有公开的“恐俄症”,相反,各种正面文章在当时都涌现出来。显然,那是因为俄罗斯精英的行为符合西方的政治利益。另一种情况是当西方国家需要俄罗斯的帮助时,反俄宣传就会消失;反之,就会增强。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俄罗斯成为英国、法国、美国的盟友,所以公共舆论中没有反俄情绪,而战争一结束,“恐俄症”就恢复了。在现阶段也是一样,如有必要对俄施加压力,就将其描绘为敌人,“恐俄症”就会增强;如需按照自己的利益与俄罗斯合作,比如摧毁“伊斯兰国”,那么 “恐俄症”的程度就会降低。对于这一点,俄罗斯政治家们早就看得明白:“西方国家不是朋友,我们应该时刻关注它们的陷阱,我们必须坚定地捍卫自己的利益。俄罗斯永远不会与西方联合,因为这将是一种欺骗,一切都将以我们为代价。要与他们保持距离,限制接触。要进行面向睦邻关系的对话,而不是任何一体化项目。”

  历史已经证明,无论欧洲的格局如何变化,无论俄罗斯政权选择哪种道路,均未能使西方从根本上改变对俄罗斯的看法。“西方所形成的对俄罗斯的认识已经根深蒂固,在某种程度上并不取决于俄罗斯实际运行的社会政治进程,也不依赖于俄罗斯人本身是如何理解这些进程的。”尽管某些表达形式、局部特性有所不同,但是实质性的基本立场不曾偏离,俄罗斯以刻板印象扎根于欧洲人心中。大部分欧洲人从来都是居高临下地看待俄罗斯,即便是承认有“血缘关系”,也会将其视作远房的大老粗亲戚,来自欧洲乡下的土包子。有时,他们塑造的关于俄罗斯和俄罗斯人的形象特点甚至也会与事实大相径庭,有些欧洲人自己也承认这一点。有一位曾在莫斯科工作多年的德国记者就说过:“就俄罗斯而言,一方面是这个国家的真实情况,另一方面是西方人脑海中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这两者之间存在一条巨大的鸿沟。”

  在不久的将来,俄罗斯在欧洲的形象会不会有所改善?可以合理推断,如果有效改善经济状况,不断向欧洲看齐,完善信息基础设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同时制定合理的外交政策,巧妙且目标明确地树立俄罗斯正面形象,并使之不断深入欧洲人民的意识之中,便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当今欧洲对俄罗斯及其国民的印象。但与此同时,不能天真地认为这种改善是彻底且持久的。俄罗斯过于庞大且独特,以至于它无法完全融入欧洲。它在过去、现在以及将来既是一个欧洲国家,也是一个亚洲国家,在语言、宗教、文化、精神气质、生活方式以及许多其他方面不可避免地与欧洲国家有着很大差异。俄罗斯目前的欧亚定位使它的发展前景也会不同于欧洲。即便与欧盟或某些欧洲国家保持紧密联系,即便是俄罗斯形象逐渐走向正面,但俄欧之间永远都会有一道隔阂,在欧洲人的潜意识中对俄罗斯及其国民的老旧眼光可能随时死灰复燃。这些老旧眼光,正是历史上屈斯蒂纳、斯宾格勒、吉卜林等人提出,如今在数以百计的文章、报告、书籍以及专家评论中可以看到的论调。

  所以,无论从长远来看欧洲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在可预见的未来,欧洲将保留其基于天主教信仰而有别于俄罗斯价值观的文明特性,保留其在人文主义思潮、宗教改革和启蒙时代所培养的、与俄罗斯有着本质区别的思维方式。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欧洲仍会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民生活水平上超过俄罗斯。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欧洲对俄罗斯的印象已经深入人心,即使是实际情况早已并非当初,也会深植于欧洲人的意识当中,要想彻底改变这种“恐俄症”绝非一朝一夕。